听说公司有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干部是2008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志愿者，我不由得顿生敬佩之情，很想了解他背后的故事。
在北京安外青年湖社区的活动站，我见到了这位志愿者——王秀臣老人。王老瘦瘦的，戴着一副眼镜，虽然今年已经72岁，但步伐依然轻快矫健。回忆起自己当奥运观众呼叫中心志愿者的那段难忘经历，老人的开心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“就感觉结束得太快了。当志愿者的这两个月，我发挥了一点余热，心里觉得特别痛快。”
七年的执着等待
1936年出生的王秀臣，童年生活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，吃尽了苦头。在战乱、饥荒中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他，解放后真正迎来了好日子。在国家的资助下，他念完了中学，又上了大学，毕业后进入中化公司工作一直到1996年退休。
2001年，北京申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成功后，王秀臣十分激动。他觉得，如果能够成为志愿者，为这一中华民族百年奥运圆梦的盛会出一点力多好。于是，2006年奥运会志愿者报名工作刚启动，他就通过网络第一批报了名。
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。报名后，他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漫长等待。
一天，有人告诉他，负责挑选志愿者的人来街道了解他的情况。王秀臣觉得有了一点眉目，高兴了一阵子。但左等右等，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下文，他开始着急了，担心因为年龄的缘故而失去这一机会。
2008年2月初，王秀臣突然接到通知，要求他去参加日语水平考试。这对于在北大日语专业学了五年、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他来说，没有问题。但王秀臣高高兴兴地应试后，志愿者一事却又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信了。
又过了两个多月，有一天下午，王秀臣接到了来自奥运会观众呼叫中心的电话。电话那头问他，“王先生，根据您的情况我们考虑可能会让您到呼叫中心工作”，“可以呀，只要能录用就行！”王秀臣立马痛快地答应下来。但是又过了一个多月，还是没动静，这下王秀臣真的着急了，因为他从报纸上得知，奥运志愿者选拔活动到5月底全部结束。他怕失去机会，就给呼叫中心打电话催问，才得知第二批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。直到5月24日，王秀臣接到了通知，他将作为呼叫中心专家参加到奥运会志愿者这个大家庭中。七年的等待终于圆了他成为志愿者之梦。
我惊诧于王老对于志愿者这份工作的执著。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力？
“我学日语不容易，全是国家培养的结果。”由于家境贫寒，王秀臣参加工作前几乎是个文盲。1954年，国家开办了很多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速成中学，他被推选去上学，从此开始11年的学习生涯，直到大学毕业。“上学都是国家供养的，学成后不要把知识作为自己的资本”，几十年来，当年一位学校领导说过的这句话被王老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
“既然有这么点技能，退休后有机会就要为社会发挥一点作用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。”因此，当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之时，面对这一全中华民族的大事，老人觉得每一个人都该出点力。“共产党员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，党员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奉献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有了力争成为一名志愿者的梦想。”
快乐的志愿者
如愿成为奥运志愿者后，王秀臣想，“既然录用了，就要好好干，尽自己的一份力。作为一名老中化人，要为中化争光。”
从7月12日开始，一直到9月24日残奥会结束，他度过了开心而难忘的两个月。由于他家离呼叫中心比较远，王秀臣每天早上7点20就出发，倒一趟车再走很远的路，又正值炎炎夏日，但他从来没有迟到、缺席过。
回忆起这段经历，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，反而感到很开心。“我们上年纪的人和年轻人在一起，感觉生气勃勃，挺有意思。就像奥运志愿者的口号‘我参与、我奉献、我快乐’一样，我充分感受到了。”看到外界对志愿者给予的高度评价，王秀臣也很受鼓舞，但又觉得自己只尽了一点心意，没有作出多大贡献，不能和那些受苦受累、在现场热情服务的志愿者相提并论。
王秀臣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两部分：对一线志愿者进行日语的电话测试和训练；复核电话录音，查漏补缺。有一天下班前，他听到一段电话录音，是一位日本游客在回宾馆的路上把行李丢了，打电话向呼叫中心求助。接电话的年轻人没能弄清楚详细情况，只给了那位客人失物招领处的电话。王秀臣回家后，越想越觉得不放心，担心那位游客语言不通遇到麻烦。于是，他通过114查号台找到这位日本客人下榻的饭店总机电话，询问这位客人的情况。但饭店也没能找到那位客人，王秀臣就嘱咐大堂值班经理，让他向日方负责人打听情况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。第二天一早，王秀臣就打电话过去询问，知道那位日本客人已经找到了行李，心才放下来。事后，这位日本客人非常感动，对中国志愿者的热情帮助表示由衷的谢意。
在两个多月的志愿者工作期间，像这样的情况王秀臣经历了很多。对王秀臣来说，与七年的等待和盼望相比，两个月的时间真的很短暂。老人最后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我享受到了这种因为付出而得到的快乐。这次奥运志愿者的经历就我而言今生不会再有，但志愿者的奉献精神还是大有用武之处的。以后只要大家能多拿出点志愿者的奉献精神，国家就能更快地繁荣、富强起来。”